编者按：本文原载《外国文学评论》年第3期，网络首发于“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公号，此次推送为附有注释的完整版。感谢颜荻博士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网络推送。
诗歌与哲学之争（后简称诗哲之争）贯穿了西方思想史，是一个自古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自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此议题后，诗与哲学的关系便总是被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一再论及。或许由于柏拉图哲学对诗歌的攻讦影响过于深远，后世的讨论——无论是黑格尔使哲学取代诗的“艺术终结论”，或是海德格尔关于“诗”与“思”的思考，还是尼采的“诗性哲学”，抑或是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事实上都是在不同程度地回到柏拉图，并与柏拉图驱逐诗人的哲学展开对话。在以往的讨论和研究中，诗哲之争似乎已天然地成为以哲学为先导的命题，人们几乎不假思索地将柏拉图的学说视作整个诗哲争辩历史的开端[1]。
?柏拉图
（公元前-前）
然而，正如柏拉图本人已经指出的，即便从他那个时代来看，哲学与诗歌的争吵也“已是古已有之”[2]。换言之，诗哲之争发生在柏拉图时代以前，柏拉图对诗歌的贬黜其实是整个古希腊历史文化变迁的结果，因此，这场争论的起源事实上未必如大多传统讨论所呈现或暗示的，是哲学作为主体对诗歌发起的攻击。早在哲学方兴未艾之际，古希腊的传统诗歌便已对哲学这一新事物表现出谨慎态度，甚至不乏敌意，而到了柏拉图的年代，随着新旧世界的转换，哲学必然就诗歌对其自身的攻伐做出回应。因此，理解柏拉图传统下诗哲之争的前史——以传统诗歌为视角来看待这场争论——尤为重要，它不仅有助于我们超越诗哲之争中固有的哲学立场来再度理解其另一面向，即古希腊传统诗学对哲学的意见，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更为绵长的思想与文化史中去理解柏拉图揭橥的诗哲之争在西方文明进程中的价值与意义。关于诗哲之争的前史，阿里斯托芬的《云》似乎是唯一一部可以被纳入这一脉络之中并且与哲学相提并论的诗学文本[3]。这部上演于公元前年的喜剧比柏拉图《理想国》的写作早了近半个世纪，是一部直接涉及同时代哲人的作品。在剧中，阿里斯托芬将尚在人世的苏格拉底戏谑地塑造成一位只会仰望天空的自然哲人，喜剧化的演绎处处渗透着诗人对苏格拉底的轻蔑，诗与哲学在此已呈剑拔弩张之势[4]。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塑造在当时影响颇大，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苏格拉底之死[5]。在这场诗人与哲人的较量中，哲人落得个惨败的结局。?阿里斯托芬《云》插图
研究者斯通认为，正因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充满恶意的塑造才激发了后世的柏拉图倾尽全力加以反击[6]，后者不仅将苏格拉底的形象重塑为一位审慎而高贵的政治哲人以“纠正”阿里斯托芬对其师的诋毁，而且还力图重建荷马以来的整个诗学传统，让哲学称王来领导诗歌。不过，或许由于诗哲之争到了阿里斯托芬的时代已十分激烈，所以诗人阿里斯托芬对哲学与哲人的挞伐虽不失睿智[7]，却似乎总显得过于犀利刻薄而成为诗歌对哲学的单方面拒斥，看不到诗与哲学的对话。事实上，阿里斯托芬之前的悲剧诗人们已在戏剧中开启了对哲学这一新兴思想的思考，并试图以一种相对公允的方式展开对哲学的反省。一部在古希腊戏剧史上闻名遐迩却很少被置于诗哲之争的框架下加以讨论的作品，就是索福克勒斯于公元前年左右创作的《僭主俄狄浦斯》（OedipusTyrannus）[8]。这部作品通常被认为表达了命运的悲剧性主题，探讨了人之为人的伟大意义，甚至被视作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发现”与“突转”的典范[9]，然而却很少有人追究索福克勒斯为何会在这一时期以一个“发现”与“突转”的故事来呈现人之为人的悲剧性命运。本文认为，索福克勒斯之所以将人之为人的悲剧性命运诉诸一种突转而来的对真相的发现，恰因其背后的思考根植于公元前五世纪的诗哲之争。无论是索福克勒斯对俄狄浦斯形象的塑造，还是他对整个俄狄浦斯悲剧叙事的处理，都显现出他作为一位传统诗人对新兴哲学的理解与观察。
从某种角度而言，在诗哲之争的思想史上，《僭主俄狄浦斯》甚至比《云》更为重要，因为前者不仅直接呈现了以俄狄浦斯和先知忒瑞西阿斯为代表的新兴哲学与传统诗学之间的激烈争论，而且索福克勒斯甚至预想到了柏拉图后来所推崇的“哲人-王”的可能性，将俄狄浦斯塑造为一定意义上的“成为王者的哲人”[10]。?索福克勒斯
（公元前-前）
如果说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是自前苏格拉底哲学以来对哲学与政治关系的全面系统之思考的结果，那么索福克勒斯的剧作则可视为这一思考的前奏，他在该剧中已对哲学、诗歌与政治三者间的关系做出了深入探讨，而且对柏拉图的相关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从索福克勒斯到柏拉图，其间有一条连贯的思想线索。将柏拉图对“哲人-王”的描绘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形象作比照，便可明白《理想国》为何可以说是在诗哲之争这一大背景下对索福克勒斯《僭主俄狄浦斯》的一次自我反省式的回应，同时也能揭示将诗哲之争追溯至前柏拉图时代的意义。本文将从《僭主俄狄浦斯》中所呈现的传统诗学与新兴哲学两股力量的冲突出发，考察剧作家关于诗哲之争的思考，并由此探讨该剧之于诗哲之争的意义。一
“反传统”的开场：被取代的诗
《僭主俄狄浦斯》的开场就令人震惊——它从戏剧甫一开演便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反传统的世界：在一次巨大的瘟疫危机中，祭司带领全城人民向他们的国王俄狄浦斯祈援，而依照传统宗教与习俗首先应去求助的先知竟然被所有人抛诸脑后。这群忒拜的邦民们急切地坐在俄狄浦斯宫殿前的祭坛边，希望得到这位城邦僭主的帮助。祭司代表所有人请求俄狄浦斯本人出面“拯救城邦”[11]。在祭司看来，俄狄浦斯是“裁判世俗诸事的第一人，也是调和神圣力量的第一人”（Oedipus:33-34），只有他能够带领城邦走出困局。祭司所谓“裁判世俗诸事的第一人”，自然是指俄狄浦斯作为政治统治者，是人类社会最高权力的所有者；而“调和神圣力量的第一人”这一表达却不禁令人想起先知，先知解读神谕，为凡人带来诸神的意见，正是沟通人神的调和者，但此时，这个本属于先知的角色却被赋予了俄狄浦斯这位世俗世界的政治家。
为何在索福克勒斯的笔下，祭司会在灾难来临时首先前往俄狄浦斯居所旁的祭坛，而没有如往常一样去往先知的宝座求神问谕呢？祭司这个特殊的、与先知同行共事的宗教使者，为何放弃了他向来的指引者——先知而转向俄狄浦斯呢？对于这个奇异的行动，祭司给出了明确的解释：“因为是你［俄狄浦斯］来到这卡德摩斯之城，让我们免于向残酷的歌手支付贡税，你并没有从我们这里了解更多，我们也没向你解释更多，而是通过神助，你被说成也被认为是扶正了我们生活的人。”（Oedipus:35-39）祭司所指的“残酷的歌手”即那位吃人的斯芬克斯,而这段话所指就是本剧中一个重要事件：俄狄浦斯解开斯芬克斯之谜从而拯救忒拜城邦于危难之中的往事[12]。熟悉神话故事的观众自然明白祭司之意：他之所以如此敬重俄狄浦斯，是因为俄狄浦斯破解了连先知也未能解答的谜题，他对真相的揭露使他成为比先知更可靠的领袖。?《俄狄浦斯解开斯芬克斯之谜》
（JeanAugusteDominiqueIngres,)
值得注意的是，在祭司的口中，先知显然是俄狄浦斯潜在的比较者。谜语与神谕有着天然的相似性，它们都是某种关于真相的模糊性表述，因此，解谜与释谕也就有了共通之处，二者都需要利用某种“智慧”或能力来将尚在模糊之中的真相带向澄明。在斯芬克斯事件上，俄狄浦斯胜过了先知。他虽然来自外邦，对所有情况一无所知，却在没有人提供任何信息的情况下，仅凭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就穿透了笼罩在真相之上的迷雾。所以，当祭司站在祭坛一旁赞美俄狄浦斯此举是“通过神助”时，他是在表明，在通往真相的道路中，俄狄浦斯比先知更接近于神。因此，俄狄浦斯通过斯芬克斯事件替换了先知原本所处的沟通天人的位置，成了城邦某种意义上的新先知。在新的一轮灾难中，新先知代替了旧先知，也被请求揭开瘟疫久不消散的谜底，好让城邦复归安宁与平静。祭司在剧作开场时对俄狄浦斯作为“裁判世俗诸事的第一人，也是调和神圣力量的第一人”的双重敬重透露出一个关键信号：它标志着先知代表的整个从荷马以降所奠定的宗教与诗教传统在俄狄浦斯统治的城邦中没落了。这是一个激进的城邦：传统诗教中通过先知释谕，以先知为媒介来理解人与诸神、人与真相世界关系的图景被一种新的俄狄浦斯式的智慧所替代。人们因为俄狄浦斯解开斯芬克斯之谜而将这位“外邦人”推上王位，这恰恰反映出他们对俄狄浦斯所代表的人类自身智慧的最高赞许——俄狄浦斯统治城邦的权力并非由血缘继承而来，而是完全通过其知识的力量与卡里斯玛式的智慧。索福克勒斯将本剧命名为“僭主俄狄浦斯”[13]因而富有深意：恰恰由于俄狄浦斯是凭借个人知识和智慧登上人类社会权力顶峰之人，因此成了最典型的僭主；而此剧的悲剧性也正在于，如此一位跳脱于传统王位继承制度与常规血统关系之外的人，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原来深陷其中，而他引以为傲的知识与智慧则成了对自己子承父位之举的最大讽刺。
但无论如何，在这个悲剧还未来临之前，在俄狄浦斯称王的忒拜，由于人们对新智慧的肯定与追随，人在世界的位置以及人理解世界的方式从根本上被改变了。自赫西俄德与荷马以来所构建的神学体系以及传统诗歌对人类世界本质的解释被颠覆了，人们不再认为人类世界是混沌不清的，也不再认为隐藏于诸神世界之中的真相太过模糊而需依赖神启，更不认为先知的释谕是人类理解真理的必经之路。现今，人仅通过自己的头脑便能通达真相世界。由此，索福克勒斯将先知问题置于全剧开场，毋宁说是以先知及其背后深厚的神圣传统直指古典诗学的核心命题，即智慧与真理的诗性伦理，从而显示出他对诗哲之争的根本理解。
对于这位悲剧诗人而言，哲学——不同于传统诗学的新智慧——的出现对传统诗学以及诗歌所构建的整个古希腊文明传统产生了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冲击，因为它颠覆了人们理解世界与理解真理的方式，使传统社会根据诗歌精神所建立起来的运行法则受到了根本挑战。那么这一改变究竟意味着什么？新王俄狄浦斯的知识是否能够替代传统诗歌来解释世界的现象与真实？俄狄浦斯的智慧是否是一种比传统诗学智慧更高明的智慧？这些疑问将成为戏剧开场后最紧要的事。
二
诗哲之争：智者与先知
俄狄浦斯自信，他的智慧比先知更高明。尽管出于对传统习俗的尊重，俄狄浦斯在城邦遭此一难时主动请人求问神谕，并将先知忒瑞西阿斯尊称为“我们可以找到的唯一的捍卫者与拯救者”（Oedipus:），还赞美他“洞知一切，对那些可以理解的与不可言说的、天上之事与地上之事，即便盲不可见也同样了如指掌”（Oedipus:-）。
?盲先知忒瑞西阿斯
然而，一旦先知所言向俄狄浦斯的智慧与他所拥有的知识发出挑战时，他便将之前那些赞誉抛诸一旁，对先知恶言相向，讥讽他为“瞎耳朵，瞎心智，瞎眼睛”（Oedipus:）。俄狄浦斯对盲眼先知的攻击是一个相当著名的反讽性场景。在这段激烈的谩骂中，俄狄浦斯对其自身所拥有的智慧的自信以及他对先知所代表的传统智慧的轻蔑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所有观众在此时都对事实上一无所知的俄狄浦斯抱以同情，只能眼看着其盲目引领他走向命运的深渊。
俄狄浦斯之所以对先知的能力如此不屑一顾并自信真理站在自己一边，是因为他有一个似乎很难被驳倒的理由，那就是在斯芬克斯事件中，先知并没有运用他的传统技艺解出谜底从而拯救城邦，而他自己却做到了。俄狄浦斯对忒瑞西阿斯说的话充满了挑衅意味：
来，告诉我，你是怎样成为一个合格的先知的？当那个吟唱谜语的看门狗在这里时，你为何一言不发，并没有解救邦民于水火之中？的确，那个谜语的设定本不是让到场的凡人来解读的，它需要先知的力量。但你暴露出你自己并不拥有来自预言之鸟或神灵的知识。是我来了，一无所知的俄狄浦斯，我制止了她——靠智慧，而不是靠理解那些预言，我获取了答案。（Oedipus:-）
有学者认为，俄狄浦斯因对自身智慧深信不疑而显出傲慢是一种渎神和不信神的表现[14],但仔细研读此段却不难发现，俄狄浦斯所质疑的并非神灵世界本身，而是先知通达神灵世界的技艺和能力（seeOedipus:）。在是否存在神灵世界或是否应当对这个世界怀有虔敬的问题上，先知与俄狄浦斯其实并无根本分歧，在此剧中，他们都将神灵世界视作某种意义上的“真相世界”或“真理世界”（?λαθ??）。然而，对于如何能正确并有效地获知真相、通达那个神灵所代表的真理世界，两者的意见却针锋相对。正如俄狄浦斯在这段话中所点明的那样，他靠的是自身的智慧，而先知却要依赖飞鸟的迹象。那么，俄狄浦斯的智慧究竟是怎样一种智慧？它与传统先知的智慧有何不同？为何俄狄浦斯会认为他的智慧比先知的预言更能有效地通达真理？让我们回到这位国王揶揄先知的那句话上——他称先知是“瞎耳朵，瞎心智，瞎眼睛”。索福克勒斯将俄狄浦斯这句话写得铿锵有力，用一个“瞎”（τυφλ??）字统摄了忒瑞西阿斯在俄狄浦斯口中的整体形象，也由此显现出先知与俄狄浦斯最根本的区别：先知眼盲，而俄狄浦斯却事事都以“看”为基础。早在第一场中，“看见与盲眼”、“光明与黑暗”便是突出的意象，“视力”是俄狄浦斯始终强调的理智能力。在“令人憎恶的瘟疫清空了卡德摩斯的家宅，黑暗的冥府充满哀号与哭泣”（Oedipus:29-30）时，俄狄浦斯期望带来阿波罗神谕的克瑞翁“带着拯救之运走来，正如他双眼发着光”（Oedipus:80-81）。俄狄浦斯之所以将阿波罗的神谕与克瑞翁眼中的光芒联系起来，正是因为他希望他得到的信息是由直接“观看”而获得的明晰而清楚的知识。
因此，“所见即所知”是俄狄浦斯智慧的根本要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对自身智慧如此自信的俄狄浦斯仍然对太阳神阿波罗崇拜有加：恰恰因为阿波罗充满光明，为人类带来了视力，所以他的预言作为一种知识才是可信的。这意味着阿波罗对于俄狄浦斯而言首先是太阳神，其次才是预言神和医神，他关于治愈瘟疫的神谕在俄狄浦斯这里必然指向一种明晰性，而不再是传统先知所认为的仍然处于一种模棱两可尚需解释的混沌迹象之中。对于俄狄浦斯而言，经由阿波罗所赠予的双眼观看到的世界与他本人所观看的世界别无二致。?《阿波罗与达佛涅》
（GiovanniBattistaTiepolo,-）
在多处文句中，观众或读者一再看到俄狄浦斯由视力和观看所构建起来的表象世界与真理世界之间的一致性以及知识与清晰性的关联。例如在询问先王遇害的详情时，俄狄浦斯希望知道是否有人亲眼“见证”（Oedipus:）整件事情，如此他们便可从亲见者处得知关于事件真相的知识；再如在俄狄浦斯宣布他要亲自开始调查时，他也使用了与视力相关的语汇，说要“让整件事重新见诸光明”（Oedipus:），并认为只有在“神的光明之中”（Oedipus:），忒拜城邦才能知晓真相并再次兴旺起来。俄狄浦斯对清晰知识的诉求可以说是其智慧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他能够破解斯芬克斯之谜的关键。说到底，斯芬克斯之谜是一则关于数字的谜语，而俄狄浦斯之所以对数字如此敏感，恰恰在于数字正是清晰知识的极端化体现。数字是一种纯理性的清晰判断，正如俄狄浦斯所言，“无论如何一都不等于多”（Oedipus:），因此，当一个数字被确定下来时，这个确定性本身就是明晰且具有普适性的。这便是为什么释读斯芬克斯谜语时，数字一、二、三成了俄狄浦斯之所以能破解谜语的最关键的线索；也是为什么在探索忒拜瘟疫迷案时，俄狄浦斯不断求证于数字（seeOedipus:，）,因为只有掌握了数字才是其知识最确凿的时刻。
当然，在斯芬克斯事件中，另一个对俄狄浦斯直接的启发就是他对自身的观看：俄狄浦斯从其跛脚出发而对脚有着天生的超乎常人的觉察；对自己双足的日夜“观看”构成了俄狄浦斯知识的一部分，正因为自己异于常人，凭借“三只脚”拄杖跛行，他才清晰地知道，作为成年人，“两只脚”应该是确切而不容置疑的知识。
如此看来，俄狄浦斯依靠理智与理性思考来揭露真相、探寻真理的道路，与传统诗学下的先知道路有着迥然不同的特性。两者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俄狄浦斯所求索的清晰知识必然容不得模糊与不确定，而先知的智慧却恰恰以承认甚至保护这种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为前提。从上文可见，俄狄浦斯总是希望将模糊不清的知识在当下即刻获得澄明，而先知的方式要晦涩许多。在揭露真相一事上，先知起初态度谨严，于他而言，命运不待特定时刻不能轻易透露，即便早已窥知俄狄浦斯的命运，他最初仍对此三缄其口。先知对不确定性的保护，可认为是赫西俄德以降的诗学精神的典型体现。
《工作与时日》所呈现的人类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在普罗米修斯与潘多拉的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因给人类带去火种而受宙斯惩罚[15]；宙斯将潘多拉这一不受男人控制的女人（绝对独立的他者）送给了人类，潘多拉瓶中的不幸和苦难四散流传，唯有对未来的“预判”[16]被压在了瓶底，未能流入人间，自此人间便充满了对不可把握的未来的焦虑、对不可控制的生活的不安，而这恰恰是全知全能的宙斯所设定的人类与诸神世界最根本的区别。作为诸神代言人的先知对晦暗不清的人类世界一直表现出暧昧态度：一方面，他为人类解释模棱两可的神谕，为人类通达真理世界打开一条通道；但另一方面，他的解释本身在多数时候仍旧含混不清，这一含混性是对宙斯所建立起的人神世界秩序的维护，因为它能使真相或真理世界永远与人类世界存在隔阂，而隔阂本身便是传统宗教与诗学中的人神世界关系所必需的悬置空间。?《潘多拉》
（AlexandreCabanel,)
然而，在以清晰之“看”为通路的俄狄浦斯看来，先知流连于晦暗的边界，他对真相半遮半掩的解释十分可疑。在俄狄浦斯“所看即所知”的经验下，任何真理都可以通过理性的观看和分析而被明晰且及时地获得。正如他可以通过自身的知识和推理来解开斯芬克斯之谜一样，俄狄浦斯深信，他的这种智者式的“人”的智慧可以产生及时的效用，当即就可以帮助人类社会应对灾难、解除危机。而先知在此事件中的缺席恰恰表明他所秉持的传统智慧问题重重：这一预言技艺要么根本无法确保真相世界的揭露（seeOedipus:,-,-,-），要么被施技者故作玄虚地蜕变为一种极为恶劣的政治手段，即根本上变成一门以神圣之名行政治之实的虚假技艺（seeOedipus:-,-）。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对先知技艺的批评事实上与三个现实历史事件直接相关。如前文所言，《僭主俄狄浦斯》大约创作于公元前年雅典瘟疫肆虐之后。在这场为雅典城邦带来毁灭性灾难的瘟疫中，雅典最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染疫而死，这对处在战争之中的雅典而言无疑是巨大的精神打击。瘟疫本身所带来的无助感与虚无感，导致人们对“失灵的”诸神世界产生了信仰上的动摇，而当这一复杂情绪与德尔斐长久以来为人所诟病的“与政治结盟的占卜”[17]相结合时，传统宗教与诗教的有效性与神圣性在整体上便越来越受到质疑。
而此时正值智者运动高涨，无论是先于索福克勒斯的前苏格拉底哲人，还是与索福克勒斯同代的苏格拉底及诸多智术师，他们尽管在具体问题上分歧颇大，但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理性，投向了人自身的智识和思维，希望用一种思辨而非求神问道的方式来解释事物的因果联系。启蒙思想不断对传统诗教的正当性提出挑战，甚至有摧毁传统诗教所构建的世界图景之势。
由此可见，俄狄浦斯对先知的指控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化与戏剧化的演绎，而是雅典历史情景的投射。在此背景下我们方可理解为何索福克勒斯要在公元前年瘟疫之后这一特殊的时期创作《僭主俄狄浦斯》：瘟疫的精神打击、德尔斐的败坏、智者运动的冲击，致使索福克勒斯不得不就传统诗学所受的挑战做出回应。由是，智者俄狄浦斯与先知忒瑞西阿斯的道路之争或诗哲之争便成了索福克勒斯所